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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配角经济”现象

22年前，平湖市全塘镇穗轮村率先与上海企业联营创办工厂，从此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成了我市第一个创利超百万元的村。如今，已是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穗轮村又通过与上海交通大学昂立生物有限公司联营创办穗轮药业有限公司，借助高科技的翅膀，实现了村级经济的再次腾飞。 
　  穗轮村是我市经济接轨上海的一个缩影。近几年，通过依托上海、服务上海，我市形成了令人瞩目的“配角经济”现象。目前，全市有一成多的农副产品销往上海，二成多的工业产品为上海支柱产业配套，三成多的出口商品通过上海口岸出口，四成多的游客来自上海，五成多的引资项目源自上海。

在服务上海中寻求发展

近几年，我市各地积极参与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与上海建立起了稳定的协作配套关系。
    农业方面，通过建立农副产品供沪“绿色通道”，许多地方已成了上海的“编外菜园子”。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市每年输送上海生猪70万头、蔬菜瓜果55万吨、水产品2.5万吨、家禽加工产品4000吨，嘉兴的农产品约有20％销往上海，年成交额20亿元。
    它又会给全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何种启示？这既是值得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同一种现象从不同角度可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和答案。这里拟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将嘉兴现象置于沪浙苏长江三角洲这一特定的经济区域环境，特别从浙北与上海特殊的经济关系和与“新苏南模式”的比较来加以分析，有三个问题似应重点关注。一、如何认识行政区划与经访区域间的相互关系，以有较缓济布局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规律嘉兴与上海历来他相缘，人相亲，习相近，具有自然天成的文化融合。且近年来交通日益便捷，信息日趋畅通，双方为通交往无任何自然屏障，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基础，也是促进嘉兴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又是我们分析嘉兴现象的一个现实基点。
    所谓行政区划是国家按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需要，遵循有关法律并结合地理条件、民族分布。经济联系、人口密度等多种客观因素所作的行政分级划分。经济区域则是指在一个自然区域内，不同行政区域以相同或互补禀赋要素为基础，以共同发展目标为纽带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它与行政区划既育交叉重合关系，更有跨区域的重构关系。
    应明确指出，科学的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对政权建设、社会稳定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应看到，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域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按行政手段对相互关连的自然区域进行的纵向人为划界，后者则是按经济关联度对不同行政区域重新进行的横向自主组合。简言之，前者是“分”（行政划分），后者是“合”（经济融合），两者有不同的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区域经济的核心与实质是以何种生产力布局来赢得优势、获取发展的问题。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按行政区划均衡布局是我们奉行的首要原则。即每一个行政区域都按政冶要求和统一模式建立自身行行俱全、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也许受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这种方式在当时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当代通讯技术的日趋畅通，交通条件的日益便捷，阻碍分区域沟通交往的自然阻碍己基本消除，当整个地球都已成了一个小小“村落”，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必然趋势时，按行政区划均匀布局生产力已难以为继，人为的行政藩篱更不应再成为经济发展的检浩。浙江一位县领导说得好：‘国家都加入WTO了，难道国内经济活动还不能打破行政区划束缚？”事实上，只有在更大或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区域范围内配置资源，备区域自身的禀赋要素才能发挥更大效益，也只有通过求同存异、共建共享才能达到其兴共荣。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现已被列为我国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币带，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意义至关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区位条件和战略意识，嘉兴全市区域范围内“一成多农副产品销往上海市场，二成多工业产品为上海支柱产业配套，三成多商品通过上海口岸出口，四成多游客来自上海，五成多外资项目受上海辐射影响而引入”的“一二三四五”经济也不可能盲如此的成效。因此，摆在各级决策者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在稳定行政区划的同时，更应适度淡化行政区划概念，按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加快发展，争取“双赢”。
    二、如何把扭从“切化泛应”到“扩散效应”的转化时序，利用“扩散效应”加快发展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在非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具有要素集聚优势和产业主导地位的区块一般会成为该区域的“增长极”，并通过吸引周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资源要素向“中心极”集聚，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极化效应”。  
    研究还表明，“增长极”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资源要素又会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同的“扩散效应”，从而带动周边的发展。问题是在“增长极”具备了相当的综合竞争力，才能完服沪杭甬间的“走廊”和“通道”现象，成为强力的中枢结点。目前，海盐县便敏锐地抓住了“大桥经济”这一先机大做文章。这说明，区域内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引发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从而导致整个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
    也许“新苏南模式”的崛起过程给我们的启发更大。当我们目睹以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为典型特征的“苏南模式”兴衰或是植变（后因转制而被认为是与温外膜式殊途同归）的全过程肘，也许并未真正意识到，几乎同时悄然崛起的以苏州引外向型经济为代表的“新苏南模式”给该区域经济友展战略所带来的世纪意义。为何苏南能在20世纪末再创辉煌？江苏经济学界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持之以恒的经济体制改革动力。“当一种机制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崛以前，我们已开始寻找一种新机制。80年代中期，当发现大家都搞乡镇企业，自己已无比较优势，就开始盯着国外市场，千方百计争配额；当大家开始往外挤时，我们又开始引进外资；而现在都争外资时，我们又想如何利用外资改造本地产业，使之成为未来的发展支柱。”江苏知名学者洪银兴就此认为，按此改革思维和发展速度，“苏南将来只会比温州好”。另一方面，是一以贯立的开放型经济战略意识。苏南深知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无尾轻重，必须紧紧依托上海这个中国现代化的龙头枢纽来“借台唱戏”、“借梯登高”才能赢得发展。干是一旦上海以“24条”为标志的对内开放的门户洞开，他们便及时抢抓先机，并借机创造了辉煌业绩。昆山市领导坦言：“昆山每一次发展，毫不例外是我们依托上海的结果，我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当配角。”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对上海与自己的区域角色认识得如此清晰，对自身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得如此明确的地方目前恐不多见。  
    当然，如果昆山不是从中真正得益，如果昆山不是在短短20多年间以长江三角洲排名第一的业绩脐身于全国百强县前三位的话，他们又何以能有如此深刻的体会？！
    从更宏观意义上看，开放型经济优势的实质并不仅仅限于区域间相互竞争，而是能否参与国际竞争赢得国际优势的问题。从表面看，我国“入世”后经济局势似乎“风平浪静”，甚至育人就此认为我们又有“刮风”之嫌。实际上之所以难识“入世”真面目，恐怕恰因我们已入“世贸”此山中。据国外权威机构对亚欧美三大洲680家国际著名企业主要决策人的最新调查显示，正因为中国已“入世”，育90％以上的企业将在最近三年内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来不来投资的问题（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入世”后的中国前景将更为明朗），而是中国执行承诺的进度和广度问题。可见“入世”确是机遇，机遇就蕴含着优势。但反过来辩证地看，优势也可能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机遇，早抓早主动，迟缓就被动，错失良机无疑丧失优势。但愿“嘉兴现象”不仅仅只是一种现象。盲人说浙江的经济灵魂在浙南，笔者认为，如果说，温州模式是兀世纪浙江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经典之作的话，那么，只要给以积极引导和扶持，“嘉兴现象”很有可能是对世纪“入世”后浙江开放型区域经济的希望所在，与温州模式有可能共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引领新世纪的浙江经济快车健康前行。